第241章 国策建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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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章 国策建设（1）
所谓国策建设受到干扰的问题，周学熙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个意见，孙中山作为全国铁路督办已经发过几次牢骚，但是，没有在秦时竹面前讲，不是因为不敢，而是他能够理解秦时竹和陆尚荣等人的做法。
一直以来，国防军都在铁路建设大军中募集兵员，一般说来，只要接受过3个月以上的铁路建设，基本上都拥有符合当兵的标准。包括纪律性、吃苦耐劳性等等，与修建铁路相比，国防军的出身和收入毕竟要好上不少，除了每月的薪水比筑路大军多以外，更重要的还有提拔的机会和出人头地的契机。
国防军经常用筑路出身的军官来现身说法，主要就是最早那批参军的工人，因为表现勇敢，再加上恰逢战争，一年有余，已经从大头兵一个变成了排长，一身笔挺的军装，配上锃亮的皮靴，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再加上国防军的节节胜利，早就惹得这些棒小伙子心里痒痒。铁路建设的几个月里，早就开了眼界，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哪里会不去？只怕自己报不上名，只怕自己身体不够格，只怕别人不挑自己。
国防军获得了稳定的兵员，对总统的征兵主意是非常欢迎。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征兵是有保障了，筑路大军就面临着不够稳定的问题。棒小伙子没过几个月就被挑走，剩下就只能是身体不合格或者有其他问题的，再者，落选者本人也要唉声叹气好几天。
再到后来，连新进入筑路大军的小伙子也变得有些浮躁，天天盼着征兵队伍前来点验。虽然说，征兵的时候还有听取铁路建设方对于兵员工作期间表现的一面，但是，鉴于很多时候建设和国防是冲突的，这种陈述并不可靠。那些修路一般的刺头，被建设方说成是优良兵员，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则被说成是刺头。虽然，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训练也要麻烦得多，很多问题暴露后，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也会有所改观。
因此，听到这个事情，秦时竹不能先下结论，得好好讨论。
铁路建设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按照逐鹿计划的要求，在逐鹿行动开始前，铁路要通到新疆——而现在还在兰州不到的地方，距离哈密都还很远，何况迪化？没有铁路，向中亚方面的进军就只能是抓瞎。机械化部队到现在远远还不成熟，何峰哪里舍得让这些宝贝蛋到戈壁滩上冒险？骑兵部队国防军组建的不多，从应付战争的角度来说，在偏远地区，后勤甚至比战斗力还重要。左宗棠平疆，面对的只是地方武装，逐鹿行动可是要与毛子这样的正规部队真刀真枪干的，何况，左宗棠进疆毕竟是国土之上的平乱，而逐鹿行动，着眼的是固有失去领土——也就是现在为他国所占领，情况会更恶化。空中补给，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举措，小分队可以，大部队依靠这个只能是自杀。
除了中亚方向外，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可蒙古和新疆一样，也是地广人稀，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只有东路，即从黑龙江、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
有一句叫做，为了供应后勤，需要1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如果铁路畅通，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3倍，所以，无论如何，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
当然，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在他看来，制约中国铁路，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只要有3个因素：第一，财力不够，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第二，机械化程度太低，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第三，才是人力问题。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国内却要管理2000-3000的队伍，在变通的办法下，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但还是远远不够，普通的筑路工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
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恰恰相反，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热忱和责任感，是以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那么，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而秦时竹说讲到的3个方面问题，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卡住劳动人口，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
秦时竹笑了，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3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在普通农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除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以“名教”和“祖宗”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外，几乎没有农民直接被动员后参加军队而成功的例子，见得最多的，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
但是，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军队。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吃苦耐劳的品质，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这也是后世*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强征入伍、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而*通过诉苦教育，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等到了要紧关头，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当然，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纪律性，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固然，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但作为最高统帅，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
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航空兵、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而工人阶级，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即，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通过层层抽水，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战后，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
这个巨无霸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连克虏伯、莱茵钢铁、西门子等等企业加在一起才堪堪与之匹敌，其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种体制，不必说，将来肯定是弊大于利的，但至少在现在，在现阶段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的中国，是有其独特优越性的。等于是在中央集权未完成彻底改造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战线拥有对地方的额外掌控。这不仅挽救了太平天国已降呈现堕落趋势的中央威权，更在经济上造就了全国混一的大市场格局，有利于进一步开放与发展。
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对付不听话的资本家和某些野心家，用军事不行，用政治无果，用经济就轻而易举——北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航运、金融等等供应，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
但是，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得太多，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
固然，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但可以加以伪装，毕竟，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因此，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
“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毋庸讳言，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建设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从古至今，中国的行政统治，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下，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表面上看，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但在实际上，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远的的不说，但说长毛初起之时，地方应对失措，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
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庞大的统治金字塔，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到处都是官僚，但真正干事的很少。一个决策，从中央制定之后，要经过省、道、府、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然后才能到县级，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是政、军、财、法、学，到了县里，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运作顺畅之时，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极少愿意投入资源，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
因此，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甚至已经进行试点，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
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经历过动员，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
第241章 国策建设（1）
所谓国策建设受到干扰的问题，周学熙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个意见，孙中山作为全国铁路督办已经发过几次牢骚，但是，没有在秦时竹面前讲，不是因为不敢，而是他能够理解秦时竹和陆尚荣等人的做法。
一直以来，国防军都在铁路建设大军中募集兵员，一般说来，只要接受过3个月以上的铁路建设，基本上都拥有符合当兵的标准。包括纪律性、吃苦耐劳性等等，与修建铁路相比，国防军的出身和收入毕竟要好上不少，除了每月的薪水比筑路大军多以外，更重要的还有提拔的机会和出人头地的契机。
国防军经常用筑路出身的军官来现身说法，主要就是最早那批参军的工人，因为表现勇敢，再加上恰逢战争，一年有余，已经从大头兵一个变成了排长，一身笔挺的军装，配上锃亮的皮靴，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再加上国防军的节节胜利，早就惹得这些棒小伙子心里痒痒。铁路建设的几个月里，早就开了眼界，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哪里会不去？只怕自己报不上名，只怕自己身体不够格，只怕别人不挑自己。
国防军获得了稳定的兵员，对总统的征兵主意是非常欢迎。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征兵是有保障了，筑路大军就面临着不够稳定的问题。棒小伙子没过几个月就被挑走，剩下就只能是身体不合格或者有其他问题的，再者，落选者本人也要唉声叹气好几天。
再到后来，连新进入筑路大军的小伙子也变得有些浮躁，天天盼着征兵队伍前来点验。虽然说，征兵的时候还有听取铁路建设方对于兵员工作期间表现的一面，但是，鉴于很多时候建设和国防是冲突的，这种陈述并不可靠。那些修路一般的刺头，被建设方说成是优良兵员，而真正踏踏实实修路的勤劳者，则被说成是刺头。虽然，一时的评价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未必准确，但是毕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军队其实比修路还要艰苦得多，训练也要麻烦得多，很多问题暴露后，部队便会向兵站反映，再加上兵站本身听到的各类意见，也会有所改观。
因此，听到这个事情，秦时竹不能先下结论，得好好讨论。
铁路建设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按照逐鹿计划的要求，在逐鹿行动开始前，铁路要通到新疆——而现在还在兰州不到的地方，距离哈密都还很远，何况迪化？没有铁路，向中亚方面的进军就只能是抓瞎。机械化部队到现在远远还不成熟，何峰哪里舍得让这些宝贝蛋到戈壁滩上冒险？骑兵部队国防军组建的不多，从应付战争的角度来说，在偏远地区，后勤甚至比战斗力还重要。左宗棠平疆，面对的只是地方武装，逐鹿行动可是要与毛子这样的正规部队真刀真枪干的，何况，左宗棠进疆毕竟是国土之上的平乱，而逐鹿行动，着眼的是固有失去领土——也就是现在为他国所占领，情况会更恶化。空中补给，只能是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举措，小分队可以，大部队依靠这个只能是自杀。
除了中亚方向外，蒙古方向也是让人分外担心的问题。虽然铁路按期修到恰克图不成问题，可蒙古和新疆一样，也是地广人稀，对后勤极其依赖的地方。在逐鹿计划三个战略方向上，只有东路，即从黑龙江、吉林方向出兵会比较顺利，可也面临交通不便的问题。
有一句叫做，为了供应后勤，需要10倍于作战部队的民夫——这不是国力可以承受的，如果铁路畅通，可以吧比例下降到2-3倍，所以，无论如何，铁路建设都不能放松，这是涉及战略层面的议题。
当然，铁路建设是不是仅仅如周学熙和孙中山反映的那样，只是一个人力的问题，秦时竹认为还大有探讨的必要。在他看来，制约中国铁路，特别是北方铁路发展的，只要有3个因素：第一，财力不够，这限制了铁路原有的基础；第二，机械化程度太低，这是最现实和最关键的，因为财力在发行建设债券后，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第三，才是人力问题。而人力中首先最成问题的，是有经验的技师和工程师极其稀缺。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国外一个技师或者工程师就管上百人的建设队伍，国内却要管理2000-3000的队伍，在变通的办法下，技师和工程师已经用火箭速度在培养，但还是远远不够，普通的筑路工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不可能会有大的纰漏，最多就是方式方法上改进一些。
那为什么孙中山和周学熙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呢？不是因为对秦时竹的政策不满，也不是意图和国防军过不去，恰恰相反，两人对于铁路建设有着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这种热忱和责任感，是以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铁路既然被明确为国策建设。那么，就应该享有国策建设所应该具备的优先权和特殊地位。而秦时竹说讲到的3个方面问题，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但短期内既然无法消解，也就无法提出的必要。卡住劳动人口，特别是优秀的人口向军队转化，不仅有加快铁路建设的用意，更有树立国策优先权的背景在里面——特别是目前大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重心应该转移到工作上来。
秦时竹笑了，铁路建设大军是国防兵力转化也是既定国策。不仅因为通过铁路建设3个月考核可以基本被确定为好苗子，而且还能从中挑选开阔了眼界的年轻后生。在普通农村，“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除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以“名教”和“祖宗”为由进行大规模农民兵征集外，几乎没有农民直接被动员后参加军队而成功的例子，见得最多的，倒是揭竿而起的农民军。
但是，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阶级，不通过思想教育让农民当兵，就无法建设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军队。中国农民纯朴的天性，吃苦耐劳的品质，易于服从和管理的作风，无不是一支优秀军队所需要的。这也是后世*和国民党胜败立分的关键所在，强征入伍、强拉民夫的国民党只是收获了一堆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士兵，而*通过诉苦教育，土地改革让农民从心底拥护，虽然因为农民易于管理的品质使得这些问题不容易显现。等到了要紧关头，农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批稳定的兵员，逐鹿行动就是一场空。当然，在这场民族主义战争的洪流中，爱国学生会比农民有更高的觉悟，工人阶层比农民有更好的组织性、纪律性，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术兵种储备，后者则直接关系到整个行动的装备保障，不能轻易用来取代农民阶层的角色。固然，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严的，但作为最高统帅，只能从最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牺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舍之一。
何峰早就做好了规划，逐鹿行动当中要有大批量、有文化素养的学生担任包括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航空兵、测绘兵等在内的专业队伍，而工人阶级，会通过北方实业这个蓄水池逐步发挥作用。这个蓄水池在前面的战争中已经应用过一次了，即，三大军工集团从北方实业征调最优秀的技工，北方实业从全国其他产业征调最出色的技工，通过层层抽水，将中国工人的精华全部输入到国防第一线；战后，不必要维持高产量的军工集团部分投产新装备，部分将人员分流回北方实业，而北方实业必将进行更猛烈的产业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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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按照这个道理，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
但是，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得太多，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
固然，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但可以加以伪装，毕竟，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因此，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
“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毋庸讳言，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建设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从古至今，中国的行政统治，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下，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表面上看，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但在实际上，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远的的不说，但说长毛初起之时，地方应对失措，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
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庞大的统治金字塔，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到处都是官僚，但真正干事的很少。一个决策，从中央制定之后，要经过省、道、府、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然后才能到县级，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是政、军、财、法、学，到了县里，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运作顺畅之时，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极少愿意投入资源，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
因此，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甚至已经进行试点，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
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经历过动员，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