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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章 南北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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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2章 南北协调

    “……考虑到目前的东亚局势,由于日、俄战争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使得日本国内的民族情绪高涨,继续对外扩张的声音一再显现,这对于帝国的利益并不是一件喜事。我国在日、俄战争中之所以支持日本,为的是借助日本的力量做帝国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但这并不等于重新在东亚树立一个对手。远东所需要的,除了平衡还是平衡。中国、俄国、日本作为在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我们一定要巧妙地保证他们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他们之间任意两个发生战争都是帝国所不乐意看见的,我们的外交努力,就在于恢复平衡。在内阁看来,日本已有些偏离平衡了,我们需要其他的力量予以约束。为了对付德国在欧洲大陆咄咄逼人的势头,这一任务显然不适宜让俄国来完成,中国虽然弱小,但毕竟是一个大国,加以巧妙的扶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我们的目标……

    因此,在华外交官员的目标就是利用中国势力牵制日本,使后者的野心不要太过于膨胀,考虑到秦时竹有一定的德国背景,我们在支持时绝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在内部扶持一个旗鼓相当或者稍微弱小的人物予以抗衡……”

    在朱尔典看来,这封电报是给自己大大出了个难题,既要扶持中国,又不能让秦时竹在中国一家独大,这谈何容易。中国本身国力并不强,只是因为国土广袤、人口众多而勉强还有点实力,如果内部再进行分化制衡,只能失去这仅有的一点实力——这分明是两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嘛!他惟有报以苦笑。

    另一份电报是上海总领事发来的,篇幅也不短:……按照阁下的要求,我派人和南京的冯国璋将军进行了接触,冯将军一如既往地对帝国表示了好感。但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担忧,他不知道会发展到哪一步。护国战争是秦时竹主导的战争,不管其理由如何,背后地动机都是相当可疑的,但这种可疑的动机因为包裹在道义的崇高之中而不被大家所认清。结合目前的局势,袁世凯总统大概已丧失了他的权力,但对他如何进行处置却是一个问题,考虑到他在北洋军队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冯将军一再表示,对他的处理不能太过于极端,要给其一个体面地处理方式,退隐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但公开组织法庭审判必然引起底下军人的反抗……无论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考虑还是出于个人情感,他个人都非常不赞同这种处理方式,恳请我们出面,进行新一轮的调停。

    至于南京城目前的局势。他对张勋将军的行为方式感到遗憾,但不认为他能有什么作为。这是中国一贯的传统,虽然不太符合文明道义,但在没有文化、农民出生地军人眼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约束自己的部队以便维持秩序。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目前的无政府状态造就地,只要目前混乱局面尽快得到解决,他相信事情会有一个好的转机……中国不能陷于长久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我们听任事件的自我发展,对帝国地利益无疑是相当不利的,我认为应该是对秦时竹施压的时候了。”

    “先生,刚刚收到河南方面的消息,那里发生了叛乱……”

    “什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朱尔典停下了喝咖啡的动作,“知道是什么人所为吗?”

    “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只是说有一股叫白狼的势力借着目前混乱的局势在作乱。他们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号,说是要响应秦时竹地举动,但据我所知,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土匪,完全是在利用这种蛊惑人心的口号。”秘书解释道,“为首那个叫白狼的,据说以前是北洋军的下级军官,出于对军队的不满而逃奔出来。纠集了一批当地的土匪……”

    “够了。既然是土匪,为什么不加以剿灭?”

    “河南一线的北洋军正规部队已抽调上去和护*交战了。而当地的那些治安部队平时骚扰老百姓可以,现在根本就指望不上。”

    又来一件烦心事,朱尔典地好兴致完全没有了,列强虽然是中国地太上皇,但毕竟还不会出动出兵帮助中国平息内乱,到底如何收场,还得等与秦时竹的会面。

    一看朱尔典心情不好,秘书及时转移了话题:“请问先生,对秦时竹地会面要求,我们如何答复。”

    “我完全理解阁下的心情,急切地盼望着和您尽快见面。”朱尔典想了想又加上一句,“对目前的局势我们非常担忧,但我深信在中英两国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克服危机。”

    “是!”

    “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和这个人打交道,需要小心点,查理,你替我密切关注各方动态,一有消息就马上前来汇报,我不想让这种混乱情况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战事一定要有个体面的收场。”

    靳云鹏还是没能够跑掉,在护*轰炸第五师留守兵力和运输工具后,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想脚底抹油溜走,但兵力都用于作战,在一线尤其散的很开,要想收拢过来谈何容易?对面的王云山和徐志乾也一直明确关注着靳云鹏的动向,发现敌人有溜走的心思,哪里肯放,全线发起反击,不但牢牢咬住了敌人,而且在交火中击毙、击伤和俘虏了不少敌军,靳云鹏越是想溜,越是溜不走,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一旦丧失了铁路运输的机动性要靠步行,其机动性可想而知。而且靳云鹏原本心里还有一丝侥幸,想等海军运输过来的步兵汇合了再南逃,这一番耽误更是断送了第五师的前程。

    直到海军靠岸秦皇岛和葫芦岛码头,并发出赞同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的通电后,靳云鹏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这时想抓紧一切机会逃跑也来不及了。郭松龄几乎在同一时间包抄完毕,虽然第11师和德州支队之间联合构成的包围圈有不少空隙,但在情急之中,靳云鹏也来不及寻找,只能带着卫队匆匆忙忙地逃跑。更让人感觉意外的是,也许是靳云鹏平日为人太过于刻薄,行至中途,卫队部分成员发生哗变。与靳云鹏的铁杆支持者和心腹发生了激烈地交火,靳猝不及防当场被卫兵打死,成为围歼战中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插曲。

    在秦时竹启程之时,围歼五师的战斗已基本完成。第五师在靳云鹏等高级军官溜走后,部队群龙无首、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原本还略微有点秩序的撤退变成了一窝蜂的溃散,倒是让护*方面抓俘虏费了不少脑筋,但五师作为一支成建制存在的部队。已根本上消失了。

    海军归顺护*后,随船而来的陆军才发现苗头不对,但也无力回天,港口海防阵地上黑洞洞地岸防炮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士兵打到海里去喂鱼,就是淹也淹死了这批旱鸭子。最后护*方面派出代表与其进行谈判。在晓谕大义后几个部队主官乖乖地宣布投诚并被解除武装。士兵们本来还一脸茫然,一听到投诚后可以补发拖欠的军饷,一个个欢呼雀跃,一登岸把枪往边上一扔就去领军饷。这架势甚至比打了胜仗还令人高兴,比起别的战场的同伴,这种待遇是他们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然,借着这个当口,平时在部队里骄横跋扈,一贯克扣士兵薪水的军官也在觉悟的士兵指点下,被迅速隔离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严格地审讯和处理。

    海军也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物资、军饷。所有的官兵都喜气洋洋,唯独刘冠雄郁郁寡欢,在召开最后一次舰队会议并做了布置后,置大多数人的挽留于不顾,宣布辞职下野,根据护*方面的指示,舰队暂时由萨镇冰负责,舰艇进入船坞维修。汤芗铭还是维持他以前地地位。其他高级军官也原地不动。

    海军的改旗易帜震惊了中外人士,在主要战场都取得预定性结果后。袁世凯的死讯和段祺瑞的被捕都已正式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出来,一时洛阳纸贵,凡是关心时事地人都争购号外,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舆论普遍认为,既然袁世凯已死,护国战争的目的就已达到,为了给国家保留元气,防止造成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动荡,战火自然也应及时熄灭。远在南京的冯国璋极为配合这股社会风潮,联合在南方的北洋军高级将领联合通电护*方面,声言他们无意继续与护*交战,希望能立刻展开南北谈判,协商停火,通电最后表示,他们拥护议会作为人民主权机关和众议代表作出的决定。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秦时竹赶到北京,与朱尔典展开会谈。虽然距离护国战争地爆发还不到十天,但两人却感觉天翻地覆了一样。对于中国的巨变,朱尔典这个外交老手也感到分外棘手,冯国璋等人的这些声明,与其说是政治上的高姿态还不如说是一种军事上的明智选择,在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能当得起护*一击的武力,特别是在海军也归顺的情况下,停火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朱尔典先生,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您,在这个时刻能够与您展开会晤并倾听您对中国问题地意见,我感到非常荣幸。”秦时竹地外交辞令到了很高的水平。

    “巡阅使阁下客气了,能够与您展开对话我也感到由衷高兴。”既然对方客气在先,朱尔典也不得不客套一番,“我深信,这无论是对于中英两国关系地未来走向还是中国本身局势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是自然,贵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而又富有民主精神的国家……”秦时竹心里愤愤地想,很快你们就不是了。

    兜了大半天圈子,朱尔典终于引入了正题,否则这一下午的时间都过去了,也没有什么成效,他的述职报告绝对通不过。

    “请问阁下,对目前的政治格局有何打算?”朱尔典虽然是询问的口气,但紧跟着的一句就很不友好,“听说河南有土匪在打着讨袁护国的旗号进行劫掠活动,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很不好。”

    虚伪!中国什么时候缺少过土匪了?怎么没看见你们那时候关注中国的国际形象?秦时竹心里很愤慨,但依旧不动声色地说:“关于第一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先谈谈第二个。关于河南的土匪作乱,我听到了一些消息,也得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汇总,河南以讨袁护国旗号进行活动的土匪有很多股,其中并不互相统属,而是借着军事力量的空虚趁机作乱罢了,对于这种势力,我的态度很明确,坚决镇压,决不能祸害百姓!但其中有一股叫白狼的,我听说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虽然他的部下也有很多土匪,但并没有太多的过分举动,我觉得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招安,将其化为体制内的力量……中国的土匪,说来让您见笑,很多时候完全是因为政府施政不得法而造成民众铤而走险,如果我们能在大的层面上予以纠正,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以东北为例,虽然还不能说完全肃清了匪患,但至少已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政府的镇压、剿灭固然很重要,配合其他的经济措施、施政措施却是根本性的因素。人民天然有反抗暴政的权力,但我深信如果是良政,民众必然不会有所动作。因此,河南的匪患之所以严重,和袁世凯政府的施政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与河南都督张镇芳有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