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三方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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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章 三方角逐
几乎在袁世凯派人联络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的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两边回电，却是皆主张法律解决。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使乞援相劝阻——可见还是黄兴比孙中山有骨气的多，孙中山其实是头号亲日分子！
由此，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思得思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应，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地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等人，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人民党南方局也送去了花圈、挽联表示哀悼，但在追查真凶的问题上，强调法律解决，并声称要一并解决陶成章、章太炎的案子，国民党虽然不喜，但也不好开口拒绝，两边面和心不和。至于一般民众。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出于激愤，自然也主张全盘解决一切案子。
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但纵使这样。袁世凯也不肯答应。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为此，黄兴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宋案呈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
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三天。国民党不得不屈服。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地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4月21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
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只能命令陈英齐预审应桂馨和疑犯武士英，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逃到了青岛德租界。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
结果可想而知，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的手中，对于引渡一事，自然不甚热心。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4月26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曝）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之苦而已。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此同时，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才在期限地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断然拒绝到案。为此，他还假惺惺的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25日呈明总统，资假五日在家，自未便赴护。”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地要传呼赵秉钧，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便立刻转发上海，算是交差。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地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日枪械，割据东南”。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反而更遭人嫉恨。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
在第二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这次会议地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同时达成统一意见，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
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于4月28、29、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统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地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5月1日，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三方力量地大角逐，即将拉开。
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联络感情，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
诚如秦时竹所说，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但真正能和北疆、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更是没有交情。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是军阀，事到临头，居然要去联系军阀，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至于陈其美，更是心里有鬼，激进派这时才发现，往日攻击北疆过于过火了，弄成目前这个孤军作战的情况，只能指望着李烈钧的秘密渠道了。
秦时竹在安排上也很有意思，既然徐世昌和梁启超是公开前来，那他就要大大方方、风风光光地接待，还要陪同俩人去清宫转转，去北陵看看，李烈钧的代表是秘密前来，就打发给葛洪义接待，方针已定，要想购械？可以，出钱，而且必须是现钱，除此之外，就一律唱高调，主张政治解决，一并解决。
人民党“一并解决”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的压在国民党的心头，国民党既无法反驳（若是反驳，连宋案也追究不了），也无法全部照办（若是照办，陈其美暗杀陶成章、章太炎的事情就难以掩盖），处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因此，国民党方面并不是以案件来打动北疆，而是以党派利益说服人民党，一个劲地劝说：袁世凯对于政党政治深恶痛绝，此番能对国民党下手，下次也能对人民党下手，希望两党密切合作，共同造就民主政治。并表示，一旦倒袁成功，国民党愿意选举秦时竹为大总统。
葛洪义先是笑了笑，选举大总统？革命初期的时候秦时竹就有一次机会，早就放过了，现在再来提这茬，明显纯属诱饵。他也不当面揭穿，只是问来人，将来国会成立，正式宪法公布，国民党是支持责任内阁还是支持总统制。这一问话击中了国民党激进派的软肋，他们可以答应将大总统一职让给秦时竹，却无法接受不是责任内阁地宪法。但来使又不能公开表态，若是摆明说赞同政党内阁、责任内阁，那就说明刚才对北疆的总统职位承诺是句空话，只是给秦时竹一个空头名分而已。
葛洪义一看来使期期艾艾，窘在那里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不动声色，说：“如此重要的政策，必然要经贵党高层仔细协商，认真讨论才能办到，我方对此表示理解，倘若贵党同意我党建议，不妨在报界舆论上予以公布，也为国人所信……对于联合讨袁之议，我党以为，袁氏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待真相大白，再用法律手段驱逐之可以，若是擅动甲兵，必不为人民所理解……至于购买军火一事，自然好商量，强大的国防为人民所必需嘛。”
徐世昌算是来回访秦时竹的（巨头开会时，秦时竹曾经拜访过他并赠送了他一把手枪），他送给秦时竹的礼物是一套古籍和一幅他亲手书写地书法条幅“老成谋国”。秦时竹见过后，哈哈大笑：“老相国过誉太甚，时竹愧不敢当。”
老狐狸眼睛转得飞快，摸着下巴长长地胡子：“复生谦虚了，此四字是对你最恰当之褒奖，你少年老成，年不满四旬便为国家栋梁，你不谋国，何人敢当此任？”
“我倒更愿意看做是您老人家对我的教诲。”秦时竹呵呵一笑，“来人，将老相国地字幅装裱起来，悬挂正厅，时时勉励。”
“老狐狸”毕竟是“老狐狸”，不急于谈论袁世凯的任务，只是先和秦时竹闲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当年主政东北的旧事，说到会心时，和秦时竹相视而笑，宾主间气氛极其融洽。接着，老狐狸话锋一转，谈到了编修清史的趣事，更是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老翰林的风采。秦时竹虽然有些奇怪他为何迟迟不进入正题，但既然对方不急，他也不急。
第183章 三方角逐
几乎在袁世凯派人联络的同时，革命党人也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的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两边回电，却是皆主张法律解决。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使乞援相劝阻——可见还是黄兴比孙中山有骨气的多，孙中山其实是头号亲日分子！
由此，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思得思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应，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地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等人，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人民党南方局也送去了花圈、挽联表示哀悼，但在追查真凶的问题上，强调法律解决，并声称要一并解决陶成章、章太炎的案子，国民党虽然不喜，但也不好开口拒绝，两边面和心不和。至于一般民众。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出于激愤，自然也主张全盘解决一切案子。
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但纵使这样。袁世凯也不肯答应。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为此，黄兴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宋案呈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
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三天。国民党不得不屈服。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地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4月21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
上海地方检察厅无奈，只能命令陈英齐预审应桂馨和疑犯武士英，并向京师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拘捕嫌疑犯洪述祖，但洪本人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逃到了青岛德租界。上海方面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并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
结果可想而知，外交部也操纵在袁世凯的手中，对于引渡一事，自然不甚热心。而且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4月26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曝）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能少受其党派*之苦而已。故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与此同时，京师检察厅在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下，才在期限地最后一天向赵秉钧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文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断然拒绝到案。为此，他还假惺惺的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25日呈明总统，资假五日在家，自未便赴护。”京师检察厅也不是真地要传呼赵秉钧，一接到赵秉钧的复文，便立刻转发上海，算是交差。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但袁世凯却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通过反对派报纸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地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日枪械，割据东南”。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反而更遭人嫉恨。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
在第二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这次会议地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同时达成统一意见，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
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于4月28、29、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统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地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5月1日，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三方力量地大角逐，即将拉开。
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联络感情，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
诚如秦时竹所说，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但真正能和北疆、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更是没有交情。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是军阀，事到临头，居然要去联系军阀，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至于陈其美，更是心里有鬼，激进派这时才发现，往日攻击北疆过于过火了，弄成目前这个孤军作战的情况，只能指望着李烈钧的秘密渠道了。
秦时竹在安排上也很有意思，既然徐世昌和梁启超是公开前来，那他就要大大方方、风风光光地接待，还要陪同俩人去清宫转转，去北陵看看，李烈钧的代表是秘密前来，就打发给葛洪义接待，方针已定，要想购械？可以，出钱，而且必须是现钱，除此之外，就一律唱高调，主张政治解决，一并解决。
人民党“一并解决”这四个字，一直沉甸甸的压在国民党的心头，国民党既无法反驳（若是反驳，连宋案也追究不了），也无法全部照办（若是照办，陈其美暗杀陶成章、章太炎的事情就难以掩盖），处以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因此，国民党方面并不是以案件来打动北疆，而是以党派利益说服人民党，一个劲地劝说：袁世凯对于政党政治深恶痛绝，此番能对国民党下手，下次也能对人民党下手，希望两党密切合作，共同造就民主政治。并表示，一旦倒袁成功，国民党愿意选举秦时竹为大总统。
葛洪义先是笑了笑，选举大总统？革命初期的时候秦时竹就有一次机会，早就放过了，现在再来提这茬，明显纯属诱饵。他也不当面揭穿，只是问来人，将来国会成立，正式宪法公布，国民党是支持责任内阁还是支持总统制。这一问话击中了国民党激进派的软肋，他们可以答应将大总统一职让给秦时竹，却无法接受不是责任内阁地宪法。但来使又不能公开表态，若是摆明说赞同政党内阁、责任内阁，那就说明刚才对北疆的总统职位承诺是句空话，只是给秦时竹一个空头名分而已。
葛洪义一看来使期期艾艾，窘在那里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对方的全部底牌，他不动声色，说：“如此重要的政策，必然要经贵党高层仔细协商，认真讨论才能办到，我方对此表示理解，倘若贵党同意我党建议，不妨在报界舆论上予以公布，也为国人所信……对于联合讨袁之议，我党以为，袁氏在此次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待真相大白，再用法律手段驱逐之可以，若是擅动甲兵，必不为人民所理解……至于购买军火一事，自然好商量，强大的国防为人民所必需嘛。”
徐世昌算是来回访秦时竹的（巨头开会时，秦时竹曾经拜访过他并赠送了他一把手枪），他送给秦时竹的礼物是一套古籍和一幅他亲手书写地书法条幅“老成谋国”。秦时竹见过后，哈哈大笑：“老相国过誉太甚，时竹愧不敢当。”
老狐狸眼睛转得飞快，摸着下巴长长地胡子：“复生谦虚了，此四字是对你最恰当之褒奖，你少年老成，年不满四旬便为国家栋梁，你不谋国，何人敢当此任？”
“我倒更愿意看做是您老人家对我的教诲。”秦时竹呵呵一笑，“来人，将老相国地字幅装裱起来，悬挂正厅，时时勉励。”
“老狐狸”毕竟是“老狐狸”，不急于谈论袁世凯的任务，只是先和秦时竹闲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当年主政东北的旧事，说到会心时，和秦时竹相视而笑，宾主间气氛极其融洽。接着，老狐狸话锋一转，谈到了编修清史的趣事，更是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老翰林的风采。秦时竹虽然有些奇怪他为何迟迟不进入正题，但既然对方不急，他也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