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巡抚、东林党、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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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巡抚衙门。
巡抚贺世寿烦心的在府中踱步半晌，心中不得安宁。
幕僚赵慢熊悠然问道：“东翁，为何事烦心？”
贺世寿面显怒容道：“自然是为了那个总顾问衙门”
赵慢熊道：“为令郎那件事?”
贺世寿摇头道：“犬子那件事，老夫早忘在脑后.......问题是，这个肖图白和他的那个衙门也真奇怪。顾问、顾问，也应该像幕僚一般，给皇上提提意见也就是了。可是，这衙门也不知道什么个章程，什么都能管。你看那葛沽，本该是归我天津巡抚衙门去组织人力垦荒，但是却被那总顾问衙门管去了，那肖图白居然在葛沽建立一城镇，自己委派官员管理，不将老夫放在眼里.......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天津开市舶司，这既不归天津巡抚衙门管，又不归户部、漕运总督管，他的那个总顾问衙门又管起了市舶司，简直是岂有此理”
赵慢熊冷笑，道：“东翁勿要动怒那肖某人观其为人，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整个朝中诸公对他有好感的几乎不存在而天津市舶司这块肥肉，想要摘桃子的，肯定大有人在东翁您观望即可——且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
贺世寿目光发出一道精光：“哼，如此奸妄，装神弄鬼，迟早要让他像魏阉一般不得好死”
“东翁，慎言......那个人可是和魏阉一般，掌控锦衣卫和东厂大权”
“我怕他做甚？现如今的锦衣卫和东厂，不过是掉光了毛的凤凰，连只土鸡也不如”
作为东林党人士，贺世寿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唯一出名的地方，仅仅是因为天启年东林党与魏忠贤的阉党之间的党争时，被阉党排挤，被迫辞官。
阉党倒台后，东林党开始权倾朝野，贺世寿被重新启用。
简单说，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东林党，平时也就能够吟诗颂词，于国于民没有做出任何建设性的政绩。
但是，排挤非东林党出身的官员，却是他们最擅长的“本职工作”......
——————————
贺世寿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妒忌、怨恨，这也代表着总顾问衙门扎扎实实的做出了许多成绩。
十一月以来，天津海鱼食品公司与渔民签订捕捞协议，使得天津的上千名渔民，生活逐渐走向了富裕。
而皇家新军招募的3000新兵，有1000多人都是天津当地人。这些领着高薪的新军士兵，。一人入伍之后，全家经济都变得宽裕起来。
而葛沽镇的建立，给大量流民提供了工作。再加上雇佣农闲的军户、民户去葛沽垦荒，使得到了十二月中旬，天津街头连乞丐难得见到了。
让一方太平，也就这么简单
由于总顾问衙门的大气，这使得许多天津百姓不由嘀咕：“总顾问衙门，真是钱多了烧得慌”
而总顾问衙门虽然花钱如流水，实际上赚钱也是非常迅猛的。不说天津渔业公司，每月至少能够赚取七千两银子的净利润。
光是天津市舶司建立后，更是给总顾问衙门带来的惊人的收入
明朝的市舶司，其实主要的任务是管理藩属国朝贡。
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属国，在朝贡的时候，可以携带一些“私货”。这些私货完税之后，便可以在指定的地区进行贸易。
而西方人来到亚洲后，一直想要挤入中国的贸易体系。
然而，明朝基本上的不理会这些西方人的贸易请求，除非西方的国王向中国称臣，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才有资格与中国产生贸易往来。
因为与中国官方进行正式的贸易往来，比想象中要艰难，使得不少的西方人，恼羞成怒。
比如，崇祯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与明朝发生了数次明荷战争，均是明朝打赢了。所以，荷兰人在有明一朝，皆被排挤在中华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
崇祯年间还有几名英国的船主屁颠屁颠的组队来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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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巡抚衙门。
巡抚贺世寿烦心的在府中踱步半晌，心中不得安宁。
幕僚赵慢熊悠然问道：“东翁，为何事烦心？”
贺世寿面显怒容道：“自然是为了那个总顾问衙门”
赵慢熊道：“为令郎那件事?”
贺世寿摇头道：“犬子那件事，老夫早忘在脑后.......问题是，这个肖图白和他的那个衙门也真奇怪。顾问、顾问，也应该像幕僚一般，给皇上提提意见也就是了。可是，这衙门也不知道什么个章程，什么都能管。你看那葛沽，本该是归我天津巡抚衙门去组织人力垦荒，但是却被那总顾问衙门管去了，那肖图白居然在葛沽建立一城镇，自己委派官员管理，不将老夫放在眼里.......更令人忍无可忍的是，天津开市舶司，这既不归天津巡抚衙门管，又不归户部、漕运总督管，他的那个总顾问衙门又管起了市舶司，简直是岂有此理”
赵慢熊冷笑，道：“东翁勿要动怒那肖某人观其为人，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整个朝中诸公对他有好感的几乎不存在而天津市舶司这块肥肉，想要摘桃子的，肯定大有人在东翁您观望即可——且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
贺世寿目光发出一道精光：“哼，如此奸妄，装神弄鬼，迟早要让他像魏阉一般不得好死”
“东翁，慎言......那个人可是和魏阉一般，掌控锦衣卫和东厂大权”
“我怕他做甚？现如今的锦衣卫和东厂，不过是掉光了毛的凤凰，连只土鸡也不如”
作为东林党人士，贺世寿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唯一出名的地方，仅仅是因为天启年东林党与魏忠贤的阉党之间的党争时，被阉党排挤，被迫辞官。
阉党倒台后，东林党开始权倾朝野，贺世寿被重新启用。
简单说，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东林党，平时也就能够吟诗颂词，于国于民没有做出任何建设性的政绩。
但是，排挤非东林党出身的官员，却是他们最擅长的“本职工作”......
——————————
贺世寿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妒忌、怨恨，这也代表着总顾问衙门扎扎实实的做出了许多成绩。
十一月以来，天津海鱼食品公司与渔民签订捕捞协议，使得天津的上千名渔民，生活逐渐走向了富裕。
而皇家新军招募的3000新兵，有1000多人都是天津当地人。这些领着高薪的新军士兵，。一人入伍之后，全家经济都变得宽裕起来。
而葛沽镇的建立，给大量流民提供了工作。再加上雇佣农闲的军户、民户去葛沽垦荒，使得到了十二月中旬，天津街头连乞丐难得见到了。
让一方太平，也就这么简单
由于总顾问衙门的大气，这使得许多天津百姓不由嘀咕：“总顾问衙门，真是钱多了烧得慌”
而总顾问衙门虽然花钱如流水，实际上赚钱也是非常迅猛的。不说天津渔业公司，每月至少能够赚取七千两银子的净利润。
光是天津市舶司建立后，更是给总顾问衙门带来的惊人的收入
明朝的市舶司，其实主要的任务是管理藩属国朝贡。
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属国，在朝贡的时候，可以携带一些“私货”。这些私货完税之后，便可以在指定的地区进行贸易。
而西方人来到亚洲后，一直想要挤入中国的贸易体系。
然而，明朝基本上的不理会这些西方人的贸易请求，除非西方的国王向中国称臣，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才有资格与中国产生贸易往来。
因为与中国官方进行正式的贸易往来，比想象中要艰难，使得不少的西方人，恼羞成怒。
比如，崇祯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与明朝发生了数次明荷战争，均是明朝打赢了。所以，荷兰人在有明一朝，皆被排挤在中华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
崇祯年间还有几名英国的船主屁颠屁颠的组队来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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