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三章 以考古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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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4日，江苏都督孙传方在上海龙华镇设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并自任督办。
以丁闻江为总办，管辖上海县、吴淞市及宝山县一部分地区的一切行政事务。
也就是说，由上海士绅筹备成立的淞沪特别市成为摆设，上海的地方自治遭遇重大挫折。
事实上，在军阀混战时期，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能获取大笔的税款，谁都想占为己有，想要自治并不容易。
孙传方没有把事情做绝，他邀请上海名流作为顾问，有限度的参与到上海的建设之中。
他曾给林子轩发过委任聘书，月薪800元，这绝对算得上是高薪了。
鲁讯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月薪是300元，胡拾在北大教书，月薪是280元。
1932年，广州市市长的月薪是560元，那位蒋总统的月薪是800元，其余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左右。
由此可见，孙传方对林子轩非常重视。
但被林子轩婉拒了，他不差这点钱，没必要为此坏了自己的原则。
林子轩的原则是绝不出任任何政府的公职，商业和文坛等民间机构的职务没有问题。
想要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明哲保身，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了。
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些人拿他没有办法，你可以说是文人的清高。那我就清高了。
况且，孙传方在上海待不长。北伐军一到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只能和吴佩浮一样成为中国政坛的匆匆过客。
5月9日。孙传方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名义邀请上海商界的名流前去议事。
林子轩也在被邀请之列，他拒绝过一次，这次就不好不去了。
反正只是开会而已，估计是走走过场，竖起耳朵听听就好了，会议的事情当不得真。
龙华镇位于上海的西南方，是民国时期上海官署的所在地，因镇上的龙华寺而得名。
每年农历三月，龙华寺香汛、三月半庙会及三月桃花盛集于一时。是上海市民踏青赏春的好去处，每年都会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会议的地点设在一处别院内，院内桃花朵朵，景色宜人。
院子里摆满了桌椅，还有茶点招待，众人坐在其间，畅谈上海的未来，不失为一桩美谈。
林子轩觉得孙传方有点附庸风雅的意味，不过总比在会议室聊天有创意。
孙传方四十岁出头。正值壮年，看上去有一股英武之气，讲话给人志得意满之感。
此时，他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他会兵败如山倒，就此消失在中国政坛。躲到天津租界内苟且偷生，数年后。被仇家刺杀而死。
主持会议的是总办丁闻江，此人是位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
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
1916年，他与章虹钊、翁闻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这个地质调查所可不简单，在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培养了大批中国的地质人才。
丁闻江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和胡拾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相当。
丁闻江和李司光之间有一段公案。
他在1919年向蔡元赔推荐李司光在北大任教。
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司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李司光的家庭条件不好，丁闻江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就安排李司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
随后，丁闻江又为他找到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250元。
这一时期，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丁闻江过世后，李司光还写了缅怀丁闻江的文章，表达了对这位丁大哥的尊敬之情。
到了1951年，李司光开始批判丁闻江。
他把死了十几年的丁闻江排除到中国地质奠基人的行列之外，还把丁闻江划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之中。
让丁闻江这个名字在中国地质学界消失了几十年之久。
丁闻江不仅是地质学家，他还是社会学家，曾经和胡拾一起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政治评论，在“联俄仇俄”的讨论中属于坚定的仇俄派。
如此，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就不稀奇了，他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次会议相当于联欢会，重点是安抚上海商界，稳定人心。
会议结束，不少商人直接离开，还有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留下来观赏桃花。
丁闻江则找到林子轩，他看了林子轩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联游记，想借着这个机会问一问苏联的真实情况，探讨********的出路。
他和胡拾是朋友，和林子轩不算陌生。
两人坐在桃花丛中，喝着茶，随意的闲聊着。
丁闻江觉得林子轩提出的那些经济政策有为苏联出谋划策的嫌疑，不应该发表出来。
如果苏联真的照做的话，很可能变得更为强大，有强邻在侧，不是中国的福音。
林子轩倒是不怎么担心，只要斯大林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实行重工业计划，想必不会因为看到这些经济理论就会改变苏联国内的政策。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丁闻江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地质勘察。
他跑过不少地方，见过中国各地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生。
他对比了中国和苏联的现状，颇为担忧，苏联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的阶段。
他帮孙传方做事，就是希望孙传方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造福于民。
闲谈中，丁闻江还说到了另一件事。
在他勘察地质的时候，时常会发现古生物的化石，所以说他也算是一位考古学家。
1918年，在丁闻江的协助下，北洋政府雇佣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平周口店考察时发现了古生物化石。
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序幕。
在这个过程中，丁闻江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贩卖文物的现象。
不少西方人打着考古的名义来中国盗墓，对于挖掘出来的文物，他们要么以“学术考察”的名义公然带走，要么是中外奸商勾结贩运，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
这种状况相当普遍，让人触目惊心。(未完待续。)
1926年5月4日，江苏都督孙传方在上海龙华镇设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并自任督办。
以丁闻江为总办，管辖上海县、吴淞市及宝山县一部分地区的一切行政事务。
也就是说，由上海士绅筹备成立的淞沪特别市成为摆设，上海的地方自治遭遇重大挫折。
事实上，在军阀混战时期，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能获取大笔的税款，谁都想占为己有，想要自治并不容易。
孙传方没有把事情做绝，他邀请上海名流作为顾问，有限度的参与到上海的建设之中。
他曾给林子轩发过委任聘书，月薪800元，这绝对算得上是高薪了。
鲁讯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月薪是300元，胡拾在北大教书，月薪是280元。
1932年，广州市市长的月薪是560元，那位蒋总统的月薪是800元，其余副委员长、各部次长以及各省主席，每月能拿到680块大洋左右。
由此可见，孙传方对林子轩非常重视。
但被林子轩婉拒了，他不差这点钱，没必要为此坏了自己的原则。
林子轩的原则是绝不出任任何政府的公职，商业和文坛等民间机构的职务没有问题。
想要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明哲保身，这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了。
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些人拿他没有办法，你可以说是文人的清高。那我就清高了。
况且，孙传方在上海待不长。北伐军一到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只能和吴佩浮一样成为中国政坛的匆匆过客。
5月9日。孙传方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名义邀请上海商界的名流前去议事。
林子轩也在被邀请之列，他拒绝过一次，这次就不好不去了。
反正只是开会而已，估计是走走过场，竖起耳朵听听就好了，会议的事情当不得真。
龙华镇位于上海的西南方，是民国时期上海官署的所在地，因镇上的龙华寺而得名。
每年农历三月，龙华寺香汛、三月半庙会及三月桃花盛集于一时。是上海市民踏青赏春的好去处，每年都会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会议的地点设在一处别院内，院内桃花朵朵，景色宜人。
院子里摆满了桌椅，还有茶点招待，众人坐在其间，畅谈上海的未来，不失为一桩美谈。
林子轩觉得孙传方有点附庸风雅的意味，不过总比在会议室聊天有创意。
孙传方四十岁出头。正值壮年，看上去有一股英武之气，讲话给人志得意满之感。
此时，他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他会兵败如山倒，就此消失在中国政坛。躲到天津租界内苟且偷生，数年后。被仇家刺杀而死。
主持会议的是总办丁闻江，此人是位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
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
1916年，他与章虹钊、翁闻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这个地质调查所可不简单，在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培养了大批中国的地质人才。
丁闻江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和胡拾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相当。
丁闻江和李司光之间有一段公案。
他在1919年向蔡元赔推荐李司光在北大任教。
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司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李司光的家庭条件不好，丁闻江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就安排李司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
随后，丁闻江又为他找到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250元。
这一时期，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丁闻江过世后，李司光还写了缅怀丁闻江的文章，表达了对这位丁大哥的尊敬之情。
到了1951年，李司光开始批判丁闻江。
他把死了十几年的丁闻江排除到中国地质奠基人的行列之外，还把丁闻江划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之中。
让丁闻江这个名字在中国地质学界消失了几十年之久。
丁闻江不仅是地质学家，他还是社会学家，曾经和胡拾一起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政治评论，在“联俄仇俄”的讨论中属于坚定的仇俄派。
如此，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就不稀奇了，他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次会议相当于联欢会，重点是安抚上海商界，稳定人心。
会议结束，不少商人直接离开，还有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留下来观赏桃花。
丁闻江则找到林子轩，他看了林子轩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联游记，想借着这个机会问一问苏联的真实情况，探讨********的出路。
他和胡拾是朋友，和林子轩不算陌生。
两人坐在桃花丛中，喝着茶，随意的闲聊着。
丁闻江觉得林子轩提出的那些经济政策有为苏联出谋划策的嫌疑，不应该发表出来。
如果苏联真的照做的话，很可能变得更为强大，有强邻在侧，不是中国的福音。
林子轩倒是不怎么担心，只要斯大林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实行重工业计划，想必不会因为看到这些经济理论就会改变苏联国内的政策。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丁闻江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地质勘察。
他跑过不少地方，见过中国各地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生。
他对比了中国和苏联的现状，颇为担忧，苏联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的阶段。
他帮孙传方做事，就是希望孙传方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造福于民。
闲谈中，丁闻江还说到了另一件事。
在他勘察地质的时候，时常会发现古生物的化石，所以说他也算是一位考古学家。
1918年，在丁闻江的协助下，北洋政府雇佣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平周口店考察时发现了古生物化石。
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序幕。
在这个过程中，丁闻江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贩卖文物的现象。
不少西方人打着考古的名义来中国盗墓，对于挖掘出来的文物，他们要么以“学术考察”的名义公然带走，要么是中外奸商勾结贩运，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
这种状况相当普遍，让人触目惊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