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七）川南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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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煮共和，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均是大势所趋，但各国国情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段祺瑞继续说道，“自辛亥至今，咱们中国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底子，而且已经是民族国家了，但[***]思潮仍大有人在，瀚之一心想要建设明煮中国，认为明煮自由科学才能救中国，这完全对，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倒不妨灵活一些，需要铁腕[***]的时候，万万不可拘泥于明煮之说，缩手缩脚。否则，便是自取死路。”
听到段祺瑞的话说得沉重，似乎是在讲述自己当年失败的原因，徐树铮不由得暗暗叹息起来。
“是啊，今曰你杨瀚之在台上，对他冯基善可以做到手下留情，可要是他冯基善在台上，会对你如此吗？”徐树铮说道。
杨朔铭知道段祺瑞是在点醒自己，正色说道：“段公所言，当谨记在心，时刻不忘。”
“这一次巡阅使会议关于释除兵权的事，松坡和又铮应该是能够解决，但你这个财政部总长，如何把那些不肯向中央解款的省摆平，可是要更加的困难。”段祺瑞说道，“关于这块儿，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敲山震虎。”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先办他几个大案再说。”
“办案？”段祺瑞和徐树铮听了他的话都是一惊，忍不住齐齐问道。
“对，办案。”杨朔铭迎上了段徐二人的目光，看到他们不解的样子，他又补充了一句，“咱们中国现在是法治国家了，当然要依法办事了。”
看到杨朔铭脸上那看似阳光实则阴冷的笑容，段祺瑞象是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
“你总是愿意做出人意料的事。”段祺瑞说道，“不过这样也好，你不用直接出面，也省得让人把矛头都对着你。”
“那也不一定。”杨朔铭转头看了看窗外，说道，“从今年开始，恐怕得经常下去走走了，有些事情，必须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可得小心了。”听到杨朔铭这么说，段祺瑞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所谓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真斗起来，够你受的。”
“那要看怎么斗了，呵呵。”徐树铮倒象是支持杨朔铭的想法，他笑着看了看段祺瑞，没有再说下去。
“段公放心，我有我的办法。”杨朔铭笑了笑，说道。
在结束了和段徐二人的聚会之后，杨朔铭看看天色尚早，便回到了财政部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此时他的办公桌上又新出现了好几份文件和报告，杨朔铭取过放在最上面的一份报告看了一眼，眉毛不由得微微一扬。
这份报告，是刚刚从财政部情报局送来的，报告的是四川的一些情况。
而报告当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名字，却勾起了杨朔铭对原来历史时空的一些有趣的回忆。
“这人不就是个恶霸地主吗？怎么这上面会这么写？”
“我光知道水牢那个破事儿是假的，可还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情况……”
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仔细地将报告看完了一遍。
“有意思，看样子这个人不光是恶霸地主这么简单啊。”他将手中的报告扔到了桌上，他盯着报告当中的那个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却透着杀气的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正好想打一头大的老虎，这老虎就送上门了，真是巧啊。”
杨朔铭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接通了财政部情报局局长“降龙”的办公室。
“是我，对，你过来一趟吧，我有事情找你商量。是关于四川那边儿的。”
“你想在四川‘打虎’？”
“呵呵，对。”
“我马上过去。”
四川，宜宾。
此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正伏在一处小山坡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处一座宏伟壮丽的庄园建筑。
“他刘家大院好大的气派。”陶诗咏看着庄院里那些雕梁画栋的精美建筑构件，不由得恨恨的说道，“果然是没少搜刮民脂民膏。”
“没听老百姓都管他叫‘刘老虎’吗？”陶诗咏身边的恋人刘德升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也是气恨恨的说道。“都能把今后十年的租都收了，亏他想得出来。”
“现在他贩卖鸦片的证据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陶诗咏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刘家大院往来进出的人们，说道，“到时候报告给上头，就能一下子扳倒他。”
现在的刘德升和陶诗咏，都已经被招募进了财政部经济调查局，成为了见习情报员。
他们俩和为数众多的调查局同事这一次来四川宜宾执行的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不法证据。
刘文彩是川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刘文辉的哥哥。1921年，刘文辉奉命率军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川南税捐总办等多项要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而根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刘文彩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大量民团非正式武装，规模相当于一个混成旅。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记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
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渝城、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姓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姓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除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等。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燕京政斧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刘德升记录刘文彩贩烟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以至于川南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曰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也就是说，刘文彩实际上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的“鸦片专卖制度”，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西南各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
“最好能进到他的府里，找到账目。”刘德升又举起了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的情况。此时他注意到两辆美国“福特”豪华型小轿车开到了院子前，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这是省府的车吗？”陶诗咏在一边问道。
“当然不是，是他们刘家自己的车。”刘德升说道，“要是我没猜错，车上应该是他刘文彩包养的那个戏子。”
“你说的是凌君如？”陶诗咏好奇心大起，立刻将望远镜对准了车门。
果然，身穿西式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了车门，一个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贵妇人的身影现了出来。
陶诗咏感觉到身边的爱人呼吸似乎变得急促起来，不由得有些恼火。
对于自己的爱人那旺盛的情欲，没有人比她了解得更清楚了。
此时的刘德升，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充进了一双眼睛里。他死死的盯着凌君如的身影，一张嘴巴不自觉的张了开来，现出了一副标准的猪哥状。看到他那神魂颠倒的样子，陶诗咏忍不住踢了他一脚。
“果然是媚态袭人，难怪那刘文彩会为之神魂颠倒。”刘德升身上吃痛，他立时清醒了过来，干笑了一声，掩饰似的说道。
凌君如是宜宾有名的欢场女子，别号凌旦、凌豆，出身于叙府中场凌友臣门下。凌君如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天生一副娇羞柔弱的媚态，可以说夺人魂魄，令人一见倾心。据说凌君如本来是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升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对新上任的主子刘文彩感恩戴德，设家宴款待，席间让凌君如作陪。刘文彩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不由得神魂颠倒。这正好中了曹荣光的下怀，他趁机将凌君如拱手献出，让她和刘文彩结成一对“神仙眷侣”。刘文彩大喜过望，在观音街为凌旦购公馆一座，开始了“金屋藏娇”的生活。
凌君如本来就媚态袭人，又在风月场中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套邀宠绝招，这时得遇刘文彩这样的贵人，更是使出了混身解数，把刘文彩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刘文彩得到凌君如后对她百般宠爱。起初，他们这段“浪漫之恋”还处于地下状态，但不久就变得公开化了。为此刘文彩的正室杨仲华和他大吵了一场，并且最终反目。
此时刘德升看着一扭一摆的走进了大门的凌君如，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未完待续）
“明煮共和，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均是大势所趋，但各国国情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段祺瑞继续说道，“自辛亥至今，咱们中国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底子，而且已经是民族国家了，但[***]思潮仍大有人在，瀚之一心想要建设明煮中国，认为明煮自由科学才能救中国，这完全对，但在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倒不妨灵活一些，需要铁腕[***]的时候，万万不可拘泥于明煮之说，缩手缩脚。否则，便是自取死路。”
听到段祺瑞的话说得沉重，似乎是在讲述自己当年失败的原因，徐树铮不由得暗暗叹息起来。
“是啊，今曰你杨瀚之在台上，对他冯基善可以做到手下留情，可要是他冯基善在台上，会对你如此吗？”徐树铮说道。
杨朔铭知道段祺瑞是在点醒自己，正色说道：“段公所言，当谨记在心，时刻不忘。”
“这一次巡阅使会议关于释除兵权的事，松坡和又铮应该是能够解决，但你这个财政部总长，如何把那些不肯向中央解款的省摆平，可是要更加的困难。”段祺瑞说道，“关于这块儿，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敲山震虎。”杨朔铭微微一笑，说道，“先办他几个大案再说。”
“办案？”段祺瑞和徐树铮听了他的话都是一惊，忍不住齐齐问道。
“对，办案。”杨朔铭迎上了段徐二人的目光，看到他们不解的样子，他又补充了一句，“咱们中国现在是法治国家了，当然要依法办事了。”
看到杨朔铭脸上那看似阳光实则阴冷的笑容，段祺瑞象是明白了什么，点了点头。
“你总是愿意做出人意料的事。”段祺瑞说道，“不过这样也好，你不用直接出面，也省得让人把矛头都对着你。”
“那也不一定。”杨朔铭转头看了看窗外，说道，“从今年开始，恐怕得经常下去走走了，有些事情，必须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可得小心了。”听到杨朔铭这么说，段祺瑞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所谓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真斗起来，够你受的。”
“那要看怎么斗了，呵呵。”徐树铮倒象是支持杨朔铭的想法，他笑着看了看段祺瑞，没有再说下去。
“段公放心，我有我的办法。”杨朔铭笑了笑，说道。
在结束了和段徐二人的聚会之后，杨朔铭看看天色尚早，便回到了财政部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此时他的办公桌上又新出现了好几份文件和报告，杨朔铭取过放在最上面的一份报告看了一眼，眉毛不由得微微一扬。
这份报告，是刚刚从财政部情报局送来的，报告的是四川的一些情况。
而报告当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名字，却勾起了杨朔铭对原来历史时空的一些有趣的回忆。
“这人不就是个恶霸地主吗？怎么这上面会这么写？”
“我光知道水牢那个破事儿是假的，可还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情况……”
杨朔铭自言自语的说着，仔细地将报告看完了一遍。
“有意思，看样子这个人不光是恶霸地主这么简单啊。”他将手中的报告扔到了桌上，他盯着报告当中的那个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却透着杀气的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我正好想打一头大的老虎，这老虎就送上门了，真是巧啊。”
杨朔铭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接通了财政部情报局局长“降龙”的办公室。
“是我，对，你过来一趟吧，我有事情找你商量。是关于四川那边儿的。”
“你想在四川‘打虎’？”
“呵呵，对。”
“我马上过去。”
四川，宜宾。
此时，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正伏在一处小山坡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处一座宏伟壮丽的庄园建筑。
“他刘家大院好大的气派。”陶诗咏看着庄院里那些雕梁画栋的精美建筑构件，不由得恨恨的说道，“果然是没少搜刮民脂民膏。”
“没听老百姓都管他叫‘刘老虎’吗？”陶诗咏身边的恋人刘德升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也是气恨恨的说道。“都能把今后十年的租都收了，亏他想得出来。”
“现在他贩卖鸦片的证据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陶诗咏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刘家大院往来进出的人们，说道，“到时候报告给上头，就能一下子扳倒他。”
现在的刘德升和陶诗咏，都已经被招募进了财政部经济调查局，成为了见习情报员。
他们俩和为数众多的调查局同事这一次来四川宜宾执行的任务，就是搜集当地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不法证据。
刘文彩是川军第二十四旅旅长刘文辉的哥哥。1921年，刘文辉奉命率军驻扎宜宾，刘文彩先后被委任为川南税捐总办等多项要职。刘文彩有了财权和军权，即在川南横征暴敛，使川南人民饱受其害。
而根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刘文彩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中国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大量民团非正式武装，规模相当于一个混成旅。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记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
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渝城、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姓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姓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除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等。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燕京政斧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刘德升记录刘文彩贩烟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以至于川南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曰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也就是说，刘文彩实际上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的“鸦片专卖制度”，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西南各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
“最好能进到他的府里，找到账目。”刘德升又举起了望远镜，观察着刘家大院的情况。此时他注意到两辆美国“福特”豪华型小轿车开到了院子前，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这是省府的车吗？”陶诗咏在一边问道。
“当然不是，是他们刘家自己的车。”刘德升说道，“要是我没猜错，车上应该是他刘文彩包养的那个戏子。”
“你说的是凌君如？”陶诗咏好奇心大起，立刻将望远镜对准了车门。
果然，身穿西式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了车门，一个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贵妇人的身影现了出来。
陶诗咏感觉到身边的爱人呼吸似乎变得急促起来，不由得有些恼火。
对于自己的爱人那旺盛的情欲，没有人比她了解得更清楚了。
此时的刘德升，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充进了一双眼睛里。他死死的盯着凌君如的身影，一张嘴巴不自觉的张了开来，现出了一副标准的猪哥状。看到他那神魂颠倒的样子，陶诗咏忍不住踢了他一脚。
“果然是媚态袭人，难怪那刘文彩会为之神魂颠倒。”刘德升身上吃痛，他立时清醒了过来，干笑了一声，掩饰似的说道。
凌君如是宜宾有名的欢场女子，别号凌旦、凌豆，出身于叙府中场凌友臣门下。凌君如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天生一副娇羞柔弱的媚态，可以说夺人魂魄，令人一见倾心。据说凌君如本来是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升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对新上任的主子刘文彩感恩戴德，设家宴款待，席间让凌君如作陪。刘文彩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不由得神魂颠倒。这正好中了曹荣光的下怀，他趁机将凌君如拱手献出，让她和刘文彩结成一对“神仙眷侣”。刘文彩大喜过望，在观音街为凌旦购公馆一座，开始了“金屋藏娇”的生活。
凌君如本来就媚态袭人，又在风月场中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套邀宠绝招，这时得遇刘文彩这样的贵人，更是使出了混身解数，把刘文彩迷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刘文彩得到凌君如后对她百般宠爱。起初，他们这段“浪漫之恋”还处于地下状态，但不久就变得公开化了。为此刘文彩的正室杨仲华和他大吵了一场，并且最终反目。
此时刘德升看着一扭一摆的走进了大门的凌君如，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