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零一）灰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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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年夏天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还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更不必说了。……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却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有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斧。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曰益不得人心的政斧，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数派。于是他们粗暴地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斧（人民委员会）会遇上象国内外反对势力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决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姓和绝对正确姓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一种反对派，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于是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任主席。当传来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时，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他“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的可能姓”。随后列宁又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图犯下滔天罪行……”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革命的勇士”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设委员会，即众所周知而且令所有人望而生畏的“契卡”诞生了。
“你在中国的工作成绩，已经得到了捷尔任斯基同志的肯定。”
可能是想要向张雅婷示好，这位男肃反工作者笑着说道，“我们大家都在为你能够在中国革命低潮的时候顺利打入中国政界高层而感到高兴，虽然你的行动事先没有经过组织的批准，但捷尔任斯基同志却对你非常赞赏。要知道，在‘契卡’，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只有捷尔任斯基同志是绝对正确的。”
“您说的对。我们只要遵照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指示去做，就能够取得胜利。”张雅婷说道，“感谢捷尔任斯基同志对我工作的肯定，这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能在捷尔任斯基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是最幸福的事。”男“契卡”有些陶醉地说道。
尽管内心已经对这一套感到极度的恶心，但张雅婷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异样，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此时街上在放着《国际歌》，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张雅婷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听到张雅婷竟然用流利的汉语唱起了《国际歌》，那位男同志不由得很是惊讶，他为她的激昂和热烈的情绪所感染，发出了惊喜的赞叹声。
“中国党组织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唱着歌的，是吗？”等到张雅婷一曲唱毕，男同志满脸敬佩之色的问道。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唱着歌去流血牺牲的。”张雅婷略带悲痛之意的说道，此时她的脸色因为激动显得有些发红。
而让她脸上发烧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首歌。
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并不是在中国党组织，而是在杨朔铭的床上。
还有那些他针对自己所进行的“专门培训”。
她又想起了他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把自己从沙发上抱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把她重重地丢在床上的时候。
他总是愿意用她的丝袜把她的双手紧紧的捆到床头上，然后把她的长裙撩起来，把她的脸蒙上，或者用丝巾蒙上她的眼睛，然后把她的两只脚也捆在床脚，把她扯成一个巨大的“火”字。
她从这种被他捆绑起来的游戏中所获得的刺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和体会过的。
特别是眼睛被蒙上，使得他的每一次触摸她都毫无防备。她总是一边抵御着那双强有力的手带来的阵阵麻痒，一边想象着那条让她又想又怕的巨大武器深入自己的样子。往往没有等到他大规模的攻入，她便已经舒畅得全线崩溃了……
“对不起。”男同志有些抱歉的声音将她从往事的思绪当中拉了回来，“不要难过，安吉拉?克里斯蒂娜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会带领我们为他们报仇的。”
张雅婷迅速的将自己的表情从悲伤转换到了坚定，现在她在这方面的技术，经过杨朔铭的训练，已经变得炉火纯青了。
而只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让她在“契卡”面对众多特工人员做到游刃有余。
很快，张雅婷便来到了“契卡”的总部大楼前。
“契卡”总部在莫斯科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伦敦一家公司的所在地。可能是因为“契卡”所带来的恐怖气氛的影响，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总是感觉到一种阴森和压抑的气氛。
张雅婷在男同志的引领下，很快便来到了“红色之剑”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
“你回来了，太好了，克里丝蒂娜同志。”看到张雅婷进来，坐在办公桌前的捷尔任斯基扶了扶眼镜，亲切地微笑着说道。
一位工作人员给张雅婷搬过了一张椅子，让她面对着捷尔任斯基坐下。
“中国党的同志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不要紧，革命的火种还在，我们要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捷尔任斯基看着张雅婷说道，“而你坚信这一点，克里斯蒂娜同志，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听到敬爱的捷尔任斯基同志亲口说出这样和蔼可亲的夸奖的话，张雅婷虽然想要极力的保持镇静，但因为激动的关系，身子仍然不由自主的微微的发起抖来。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也不是俄罗斯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明煮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比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明煮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罗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读力，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捷尔任斯基曾经不止一次的说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明煮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风，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曰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诚仁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他告诫自己的助手们：“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斯基曾反对使用歼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在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就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一些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敌人的内部，揭露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万名隐藏在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白军分子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就是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遣间谍的技巧。同时，肃反委员会还对国外政斧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在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精力旺盛、充满激情、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实现心中的革命理想，他既愿意牺牲自我，当然也不在惜牺牲他人。
“你没有在意个人的牺牲，所以才取得了成功。”捷尔任斯基接着对张雅婷说道：“你从未顾惜过自己，这就是你的力量所在。”
“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张雅婷点了点头，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我们的目标是根除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和犯罪，有朝一曰，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所以现在尽管在中国工作的同志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却是值得的。”
捷尔任斯基看到张雅婷显得有些拘谨，笑着说道，“‘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张雅婷有些迟疑的摇了摇头。
“我。”捷尔任斯基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笑了起来。
听了捷尔任斯基的回答，张雅婷也笑了起来。
“好了，现在和我说说那位杨朔铭将军吧。”捷尔任斯基说道，“你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我现在想要知道一些报告上你没有写到的东西。”
“您指什么？捷尔任斯基同志？”张雅婷问道。
“这个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捷尔任斯基看着张雅婷的眼睛，说道，“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未完待续）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年夏天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还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更不必说了。……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却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有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斧。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曰益不得人心的政斧，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数派。于是他们粗暴地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斧（人民委员会）会遇上象国内外反对势力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决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姓和绝对正确姓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一种反对派，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于是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任主席。当传来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时，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他“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的可能姓”。随后列宁又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图犯下滔天罪行……”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革命的勇士”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设委员会，即众所周知而且令所有人望而生畏的“契卡”诞生了。
“你在中国的工作成绩，已经得到了捷尔任斯基同志的肯定。”
可能是想要向张雅婷示好，这位男肃反工作者笑着说道，“我们大家都在为你能够在中国革命低潮的时候顺利打入中国政界高层而感到高兴，虽然你的行动事先没有经过组织的批准，但捷尔任斯基同志却对你非常赞赏。要知道，在‘契卡’，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只有捷尔任斯基同志是绝对正确的。”
“您说的对。我们只要遵照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指示去做，就能够取得胜利。”张雅婷说道，“感谢捷尔任斯基同志对我工作的肯定，这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能在捷尔任斯基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是最幸福的事。”男“契卡”有些陶醉地说道。
尽管内心已经对这一套感到极度的恶心，但张雅婷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异样，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此时街上在放着《国际歌》，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张雅婷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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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张雅婷竟然用流利的汉语唱起了《国际歌》，那位男同志不由得很是惊讶，他为她的激昂和热烈的情绪所感染，发出了惊喜的赞叹声。
“中国党组织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唱着歌的，是吗？”等到张雅婷一曲唱毕，男同志满脸敬佩之色的问道。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唱着歌去流血牺牲的。”张雅婷略带悲痛之意的说道，此时她的脸色因为激动显得有些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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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并不是在中国党组织，而是在杨朔铭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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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想起了他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把自己从沙发上抱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把她重重地丢在床上的时候。
他总是愿意用她的丝袜把她的双手紧紧的捆到床头上，然后把她的长裙撩起来，把她的脸蒙上，或者用丝巾蒙上她的眼睛，然后把她的两只脚也捆在床脚，把她扯成一个巨大的“火”字。
她从这种被他捆绑起来的游戏中所获得的刺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和体会过的。
特别是眼睛被蒙上，使得他的每一次触摸她都毫无防备。她总是一边抵御着那双强有力的手带来的阵阵麻痒，一边想象着那条让她又想又怕的巨大武器深入自己的样子。往往没有等到他大规模的攻入，她便已经舒畅得全线崩溃了……
“对不起。”男同志有些抱歉的声音将她从往事的思绪当中拉了回来，“不要难过，安吉拉?克里斯蒂娜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会带领我们为他们报仇的。”
张雅婷迅速的将自己的表情从悲伤转换到了坚定，现在她在这方面的技术，经过杨朔铭的训练，已经变得炉火纯青了。
而只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让她在“契卡”面对众多特工人员做到游刃有余。
很快，张雅婷便来到了“契卡”的总部大楼前。
“契卡”总部在莫斯科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伦敦一家公司的所在地。可能是因为“契卡”所带来的恐怖气氛的影响，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总是感觉到一种阴森和压抑的气氛。
张雅婷在男同志的引领下，很快便来到了“红色之剑”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
“你回来了，太好了，克里丝蒂娜同志。”看到张雅婷进来，坐在办公桌前的捷尔任斯基扶了扶眼镜，亲切地微笑着说道。
一位工作人员给张雅婷搬过了一张椅子，让她面对着捷尔任斯基坐下。
“中国党的同志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不要紧，革命的火种还在，我们要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捷尔任斯基看着张雅婷说道，“而你坚信这一点，克里斯蒂娜同志，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听到敬爱的捷尔任斯基同志亲口说出这样和蔼可亲的夸奖的话，张雅婷虽然想要极力的保持镇静，但因为激动的关系，身子仍然不由自主的微微的发起抖来。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也不是俄罗斯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明煮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比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明煮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罗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读力，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捷尔任斯基曾经不止一次的说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明煮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风，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曰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诚仁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他告诫自己的助手们：“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斯基曾反对使用歼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在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就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一些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敌人的内部，揭露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万名隐藏在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白军分子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就是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遣间谍的技巧。同时，肃反委员会还对国外政斧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在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精力旺盛、充满激情、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实现心中的革命理想，他既愿意牺牲自我，当然也不在惜牺牲他人。
“你没有在意个人的牺牲，所以才取得了成功。”捷尔任斯基接着对张雅婷说道：“你从未顾惜过自己，这就是你的力量所在。”
“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张雅婷点了点头，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我们的目标是根除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和犯罪，有朝一曰，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所以现在尽管在中国工作的同志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却是值得的。”
捷尔任斯基看到张雅婷显得有些拘谨，笑着说道，“‘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张雅婷有些迟疑的摇了摇头。
“我。”捷尔任斯基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笑了起来。
听了捷尔任斯基的回答，张雅婷也笑了起来。
“好了，现在和我说说那位杨朔铭将军吧。”捷尔任斯基说道，“你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我现在想要知道一些报告上你没有写到的东西。”
“您指什么？捷尔任斯基同志？”张雅婷问道。
“这个人给你一种什么样的印象？”捷尔任斯基看着张雅婷的眼睛，说道，“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未完待续）